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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格主张多样化：袁枚认为各个时代作者的遭际性情不同，诗的内容、形式、风格等应多样化，不能强求划一。他强调学习古人但不能忘掉“有我”，评论诗歌应兼学各体，根据内容考察表现形式是否适宜，反对强调某一种风格而排斥其他风格，这对于打破诗歌理论上的门户偏见，提倡创作风格多样化意义重大。

强调诗贵性情：袁枚认为评论诗的优劣主要看是否具有真性情，强调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，真挚、坦诚、不矫饰。他提出“诗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，认为诗中要有诗人自己的亲身感受和鲜明个性，能表现真实感受和个性特征的就是好诗，“性情”是诗歌的根本，其他如音韵格律、语言风格等“恰到好处”即妙。

此外，性灵说还主张诗的表现形式要新鲜灵活，评论诗歌应以“工”“拙”为标准，而不以“古”“今”为标准，对于古代作品要“学”而后“变”。

二、词作的精神内核：家国之痛与英雄情怀

抗金复国的时代主题：南宋偏安江南，辛派词人以词为“剑”，直击现实。辛弃疾《菩萨蛮?书江西造口壁》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借山水隐喻失地难收；刘过《六州歌头?题岳鄂王庙》以“笑区区、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”痛斥秦桧误国，将词的抒情功能与政治批判结合。

英雄失意的悲剧意识：词人多有报国无门的经历，词作常交织豪情与悲愤。辛弃疾《摸鱼儿?更能消几番风雨》以“长门事，准拟佳期又误”的典故自比，借美人迟暮喻壮志难伸；刘克庄《贺新郎?九日》“老去逢春如病酒，唯有愁堪诉”则以衰老之身反衬抗金理想的幻灭。

三、艺术特色：豪放风骨与多元手法融合

风格：雄奇壮阔与沉郁顿挫

善用宏大意象与历史典故营造气势，如辛弃疾《南乡子?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以“千古兴亡多少事？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”的时空交织，写尽历史沧桑；

亦不局限于“豪放”，部分词作兼具婉约细腻，如《青玉案?元夕》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……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以元宵灯景隐喻孤独坚守的品格。

手法：以文为词与雅俗兼融

突破词体“小道”局限，将散文句式、议论入词，如陈亮《念奴娇?登多景楼》“因笑王谢诸人，登高怀远，也学英雄涕”以议论评点历史，打破传统词的含蓄范式；

吸收民间语言与俚俗意象，辛弃疾《鹧鸪天?戏题村舍》“青裙缟袂谁家女，去趁蚕生看外家”以田园生活入词，兼具雅趣与通俗。

四、文学史上的承继与革新

对苏派豪放词的发展：苏轼词多写个人襟怀（如《定风波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），辛派则将豪放风格与家国命运深度绑定，使词成为“抚时感事”的载体，刘熙载《艺概》称“苏、辛并称，然两人绝不相似。稼轩之词豪，苏之词旷”。

对南宋词坛的影响：刘克庄、刘辰翁等后期词人延续其风格，刘辰翁《永遇乐?璧月初晴》借元夕抒亡国之痛，被评为“词史”；但部分作品因过度议论、用典堆砌，也被批评为“掉书袋”（如王国维评辛弃疾“用事太多”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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